作战既是实力对抗，也是智力的角逐，尤其是谋略对抗需要建立在广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之上。在运筹谋略过程中应注重辩证把握与建构，方能占据谋略对抗主动。

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谋略运用的关键就是不生搬硬套作战原则，因时、因地、因情，灵活地摆兵布阵，指挥员不仅要着眼于主观上的愿望，还要考虑到客观上的可能性，使谋略建立在主观动机明确、客观条件许可的基础上，确保主观之钥符合客观之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人生搬苏军条例，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以阵地战反“围剿”，使得红军伤亡众多；而刘伯承能够灵活用兵，一反“兵贵不复”的用兵原则，在七亘村“重叠设伏”连续取胜。实践证明，在谋略运用上只有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才能确保作战效益最大化。

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现代战争体系对抗特征更加明显，而体系内部中的各系统又是在作战时空中依托一定数理关系进行联系的。过去因作战力量较少，组合也比较单一，指挥员通过以往作战经验，概略式计算、粗放式运筹也依然可以打胜仗，精细化的定量分析运用较少，田忌赛马就是很好的例证。但随着作战力量更加多元、作战空间更加多维，系统间联系更加紧密，数据分析等定量手段在谋略运筹中占比愈来愈重，对指挥员施计用谋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进行科学计算、量化系统间关系，又要进行准确分析、合理判断用谋重点，才能科学谋划、高效运筹，实现体系效能大幅增长。

己方目标与敌方意愿。谋略是双方指挥员主观意识的较量，谋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本身如何无形可窥、无懈可击，还在于其能让敌信以为真，造成判断上的失误。为此，在制定与实施谋略的过程中，既要善于找到对手的认知空白，又要善于运用对手认知惯性，依据掌握战场情况，寻敌之隙用谋，从敌之弱开刀，确保谋略既适己又适敌，避免出现“火候过度”和“火候不到”现象。

最大利益与最小弊害。谋略的运用，充满得失、利弊的矛盾，常常是有得有失、有利有弊。要注意从利、弊两个方面考虑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做到利中见害、害中见利。韩信之所以敢背水布阵，正是由于他从己方有弊的因素中看到了敌军必然骄傲轻敌的有利因素，于是弊中趋利、险中取胜；而三国时的马谡，只看到“凭高视下，势如破竹”的有利因素，布兵于山顶，忽视了山上无水和易受围困的不利因素，结果街亭失守、一败涂地。所以，“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在制定和实施谋略时，应力求以最小代价、最低风险，达成最优效费比。